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

　　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