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1848年6月撒丁王国在国王卡洛·阿尔贝托的领导下联同伦巴第向奥地利帝国宣战，然后来问我的意思——

我只回答了一句：“任何一个教宗，在当前的条件下，都不会支持世俗意义上的战争，仅仅支持和平意义上的调停与解决纠纷。”

没错，这个国王丢下的一大堆孤儿寡母，残胳膊断腿的人，最终还是奔向教会寻求庇护。

然后7月24日，这个自罗马覆灭以来的对外战五渣，就被德意志奥地利，爆锤一通，在库斯托扎战役中惨败，签字投降，卡洛·阿尔贝托让位于其子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

和人类历史上很多的乱局开端相似，1845—1846年欧洲各地普遍出现农业歉收的状况，加之1847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于是1848年迎来了这一场，仿佛用暴力就能解决问题的更大问题。

1846年是格里高利十六世教宗去世的那一年，他死在粮食危机的前端，留给我1847年，在这个瑟瑟的寒风中，广积粮，高筑墙。

在这种贫困中，如同蒙泰尼里在十几年前中国看到的那样，出现了长达六月的干旱，则“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

而后，这数十万人的□□，在秋日入冬的忽如其来的一场大雨中，前一刻还磨刀霍霍的众人们，忽然便烟消云散了，留下一地尸骸，不知道向谁讨还这生命？

法不责众是吧？

在后世看来，当出现饥荒的时候，应该用最强的社会群体保障，承认当前处于经济危机，舆论广泛的开始共同面对凛冬将至，而等待经济复苏，是极为有效的方法。

换言之，发救济粮，整修河道工程，赈与工并济，让这个危机的大浪打来的时候，保证小鱼小虾们不死，待经济恢复，再慢慢退出国家手段干预。

但在那个年代，似乎没有屯粮的各王国，各领主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打仗。

换言之，找个地方，发泄无处发放的郁闷情绪，合着爱国青年们不知道怪什么了只能怪罗马的边界自两千年前就没有勘定的热血上头。但实际上也起到了，粮食危机——去打仗，把人死掉一大堆——于是粮食够吃了，土地能够承载这些人了，这么野蛮的循环。

所以我在罗马广积粮的时候，蒙泰尼里在佛罗伦萨也在面对这种困境，在开始探讨大量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工厂成为工人的问题。

他曾经找我来讨论过当前的工人的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的及其悲惨的生活问题。虽然农业依然是社会的本质基础，但晨钟与晚间弥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终是被工业社会所淹没。法兰西康布雷的主教贝尔马斯上月在拜访他的时候，他提及这位主教是为法国第一位公开披露其教区矿工每日工作十八小时的主教，甚至公开在法国将这种悲惨的劳动其批判为可耻、不公且不义，违背基督《十诫》中过分强制劳动的问题。然后周日大家没时间去做礼拜了，除了违背周日宗教意义上的意义，其更是违反了自然修复体力的需求的必要性。此外，会同他曾见过的里昂的德·博纳尔红衣主教，在他的里昂和兼任的高卢教区中，他的讲道和地方天主教小绘册在呼吁捍卫劳工权益，作为这个受1845-1846粮食危机后续影响的保障，然后被里昂当地的《邮报》批判“神职人员与工人合谋”，“没有提醒劳动人民基督教法律禁止武装武力”。

于是他找我来进行这份问题的讨论，希望罗马教廷能据此在下一届大公会议，能召集讨论，发布官方观点。

他在那一日，在这个混乱而时刻摇摇欲坠的圣彼得大教堂穹顶之下，与我在罗马见面。

Rerum Novarum，他最初起草的这份文件，被碎裂的窗户压在桌子下，直到很多年后的利奥十三世教宗重新发表了他最初起草的这份文件，成为了规定法定休息日的最早法律溯源。

后世的他们拿着这部19世纪天主教会发布的Rerum Novarum，形成对议会的压力，通过劳动保障与劳动法。

当然，许多年后，被过度劳动，过度加班的无辜人民会说：“加班这件事情，是连天主教会在19世纪都看不下去的事情了。”

但彼时，就如战败的俄国总要沙皇中风来担责一般，国内有种狂热的民族情绪将战败的情绪归于教廷，说是没有教廷的支持所以导致战败。

——我早说了不支持去开战，结果你们战五渣被人打得满地找牙，就开始怪东怪西了是吧？

那我是应该直接宣布德意志奥地利禁罚全国，然后像依诺森三世教宗那样让德意志神罗全境全国大半年无人下葬，瘟疫蔓延，再死个几十万人百把万人，然后才是符合天主教教义，用神圣的光芒助力意大利？

自己的领土是重要的，他国的人命是不当人命的。

如同当时抓鸦片走私的人一般，自己的钱是钱，东亚人民的命是不当命的。

什么荒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