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靠近了周思昂，他不说话，眼神湿漉漉的，好像小时候被我妈丢掉的大黄狗玩偶。

我问他：“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跟老师说。”

他摇摇头，仍一声不吭。

我拿出兜里剩下的纸递给他，说：“擦擦脸上的血。”

他呆了一会儿，迟疑地接了过去，轻声说了“谢谢”。

我开始不知所措了，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知道这绝不是简单的打架斗殴，这是赤裸裸的校园暴力，法律明令禁止，社会上屡见不鲜，往往处理得轻飘飘，外力的干涉会让它更加复杂。

该怎么解决这种事呢？我毫无经验，这简直让我绞尽脑汁也没有头绪。

一定不能看着这孩子继续被欺负下去，他太可怜了，我得帮他。我的头脑中萦绕着这样的想法，还未被社会磨平的热血在我心中沸腾起来，教师的使命感在这一刻光辉熠熠。

“周思昂？”我还叫不习惯他的名字，“被欺负了要和老师说，老师会帮你的。”

周思昂的眼里短暂地燃起一缕光芒，但那光芒很快又熄灭，他接下来的话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他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老师，您不是第一位说这句话的老师。”

我那时候的想法还很天真，只觉得是他们没有韧性，而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我有很多的退路，无所畏惧，一定能把眼前的男孩拉出这片淤泥。

所以我说：“你相信老师，刚才的事我看的清清楚楚，我会站在你这边，和校领导解释明白的。”

周思昂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我想象般的惊喜，反而是平静，漫长的平静。良久，他才笑着问我：“老师，您是新来的吗？”

我一愣，不解道：“是的，我现在在高二教语文，是八班的班任。”

“八班？”

“嗯。怎么了？”

周思昂摆摆手说：“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在办公室见过您，当时就觉得您面生。”

他一句句“您”的，我觉得自己陡然升了辈分，那感觉很奇妙，即使听了这么久学生们的尊称，我也还没习惯。

“我姓许，叫许笙，你叫我许老师就好，以后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也都可以来问我，”我扶着他站了起来，他比我高一个头，我得仰着脖子才能同他讲话，“你跟着我，我带你去找主任。”

他这次倒是很乖，没再给我泼冷水，只是走了几步道，又突然叫住我，脸色微红地绕到了我身后，莫名其妙把校服外套遮了上去。

“怎么了？”我还傻傻的把衣服推还给他。

他的脸愈发红了，吭哧了半天，憋出几个字：“老师，你后面有血。”

4.

我把周思昂扔在了走廊，赶回办公室，又冲回卫生间，忙活出一身汗，照镜子看着裤子上的血迹，羞得无地自容。

真没想到，如此英雄伟岸的时刻，我会当着学生的面出这么大的糗，而我又没带多余的裤子，只能用周思昂的校服挡上。

那时我坚信，这就是人生中最大的滑铁卢。

但很快，人生就给我了重重一击，我遭受了接踵而至的另一个滑铁卢。

主任听我絮絮叨叨一番，脸色起先是难看，后来便显出了不耐烦，他看起来不是第一次听说这事，这让我有些忐忑。

果然，几声震天的咳嗽过后，主任朝周思昂挥了挥手，叫他退出了门外，关上办公室的门，独留我们两人。

他说我年纪还小，不懂那些事该管那些事不该管，教师也是人，不是圣人，我们也只是拿钱工作的职业，劝我别把责任放的太重。

我不懂，问他：“主任，我们总不能放任这种恶性行为在学校蔓延吧？这对校园风气不好。”

主任挤眉弄眼的样子让我更难受了，他说：“你知道杨舒晴的父亲是谁吗？”

我知道，但我沉默了。

主任岁数很大了，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主任了，他眉头紧锁的样子就像那些骂我冥顽不灵的长辈，让我不敢忤逆。他握着我的手，拍了拍，语重心长道：“小许啊，这人啊，还是少管些闲事，否则就会像我这样，一辈子只做个主任。”

我明白，我们的谈话无法继续了，给周思昂的承诺也无法兑现了，离开办公室前，主任像是叹息般，说了句我至今都觉得很有道理的话。

他说：“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命数，该他受的，就是他的，这是人出生起就决定的啊。”

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不信命，那一刻，我对这句话嗤之以鼻。

我耷拉着脑袋走了出去，迎上了周思昂迷茫中透着期待的目光，他察觉到我的垂头丧气，露出了一个意味不明的笑。

“许老师，还想帮我吗？”

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那一瞬间，看着这个伤痕累累的男孩，我想起了大学课堂上，那个一生困于学术乌托邦中的教授，在无数个同学们商量着晚上吃什么的时候，重复过的那句话：永远别嘲笑一个理想主义者。

许多种糟糕的发展在我脑中闪过，我佯作盲目，回了周思昂一个格外灿烂的笑。

我望着他那双原本该无比透亮的眼睛，说：“帮啊，你又没有错，当然要让错了的人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