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时候，立仁匆匆找到了我。

“梅姨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他低下了声音，“家里的事情，真的多谢你了。”

“我马上要随总指挥部参战，我也刚刚入职没多久，黄埔军校的津贴还不够，这个金镯子你先拿着。”

说完他也不等我拒绝，把一个红色锦袋放入我手中，留下一脸懵的我，就赶忙离开了。

是夜，我躺在狭小的军床上，打开了锦袋，把玩着旧时女子式样的金镯，心里闷闷的、乱乱的，不过我睡眠向来就好，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广州城又吹响革命的号角，一排排革命军的队列穿街而过，路边的广播喇叭下，驻足聚集了大群广州市民，他们认真而兴奋地听着：

“现在播送国民政府今天发布的《告东征军将士宣言》：同志们！今年二三月间，你们很英勇地把□□的军阀陈炯明、林虎等打败了，现国民政府又要国民革命军到东江去打一只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次的东江战争，必是最后一次，必须把敌人完全扑灭，才不至于死灰复燃……”

我在妇女部接收广州妇女支援东征军捐赠的药品，正巧碰到瞿霞和立华，得知瞿恩老师、杨立仁、杨立青都参加了东征，心里不由得一紧。

战争是会死人的。

将药品送上了火车之后，我便回到了军校，在经过校务处提交药品移交文件的时候，我看到杨立仁全副武装、别着枪从门口走出来。

“杨中校，请留步。”我知道他看到我了，我有些后悔没有带那个金镯子。

“这个十字架给你。”我只好将随身携带的十字架取了下来，递给了他。

不知为何，遇到他杨家人，我总是做一些连自己都没办法理解的事情。

“别摘，愿主保佑你。”我轻声制止了他。

他轻轻地抱了我一下，这是一个虔诚的、不带有其他情感目的的一个拥抱。

俯在我的耳边说道：“谢谢。”然后，我看着他慢慢地将十字架放进了领口中，向我告别，走向了营地。

我脸慢慢止不住又开始红了起来，原以为这段时间，在前赴后继的、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兵痞子们的不断“挑衅”中，这种“应激反应”终于褪去，现在看来，我还有的修行呢。

我放下军务，来到三期步兵科，我还是晚了一步，立青的同学告诉我，他已经出发了。

我走在空了一半的校园中，想到了当初那张已经搓得有些皱的东征志愿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时间就这么过去，开始的时候东征军势如破竹，但是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敌军的反扑愈发激烈，东征的步伐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听说前面的战况不是很好，伤兵的人数越来越多，药品都不够了。”我去军备处点药的时候，听见他们的交谈，“前线缺医生，缺护士，缺药品，什么都缺！”

回来后，瞿霞也和立华还有我说，军事委员会人人都忙得很，每个人脸色都不好。

我所熟悉的教官们也都上了战场，或者都在军事委员会中难得以一见，根本没办法得知具体的情况，楚材也有好长时间没回家了，一直泡在办公室里，我不好意思去打搅。

我和留守的另外一名医生下定决心，打了报告赶往前线。

我将我的津贴还有可即刻提出的一部分钱，买了酒精纱布，我还花了大价钱，买了止疼药，一同送到前线。

时间紧迫，我没空去理发，便自己在头上盖了一个碗，沿着碗边用剪刀一点一点地绞去了我的长发。

我又长高了许多，身型也愈加丰满。我穿着崭新的军服，坐在昏暗的车厢里，闻着混合着汗臭味、桐油、还有酒精的气味。

我摸了摸别在腰间的枪和2枪匣子弹，感受心上砰砰地止不住地跳动，我终究是革命者的后代，血脉中的一些东西是永远都没办法去除。

这批枪是爷爷托人从美国买回来的。自从知道我去了黄埔军校，他便美其名曰支持革命，给校长捐一批M1911给少量高级军官使用，我是那个“有幸”被捎带上的。

离战场越来越近，我都几乎可以听到阵地上传来的枪响声，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是默默祷告着，希望一切都能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