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刚结束上一部小说的写作工作不久。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决定让自己休息一阵子，四下闲来无事，便在网上买了一张一支乐队在丹柏本地的livehouse演出的票，展演空间叫瓦尔登。当晚，人头攒动，现场高潮迭起，乐队成员间的配合默契。意犹未尽的两个多小时结束后，两千多名观众似都依依不舍地才离去。我站在二楼观演台上，一直默默观察着团员们的演出状态，对乐队的演出有很高的评价。
在当时，至少是在踏入瓦尔登的大门前，我对左转这支乐队毫无了解，也并不知道【骆延】这个名字，更不会知道，那次演出是我和她的第一次【不约而同】的见面。
自那次演出过后不知多久，正为新作品发愁的我忽然收到了来自乐队的社交媒体的私信。而当我第一次见到骆延时，她正被小区里的流浪猫流浪狗团团包围。小猫小狗们像她的贴身护卫，笑得开心的骆延躺在草坪上，躺在它们的中心，任由小动物们随意撒欢。
自收到左转乐队的实体新专这份礼物伊始，我便时常疑惑，为什么骆延会选择我这个小作者写她们的故事？也许是曾经胡乱写下的文章已然不忍卒读到了一种地步，文字里有种难辨的气质，被同样拥有这份气质的骆延所察觉。总之，我接下了这个任务。之后，我和骆延谈得很顺畅，几乎没有什么磕磕绊绊，拿到了骆延在那些年里攒下的所有文稿。
听骆延说，乐队这几年的工作还算顺利。接演出，跑音乐节，封箱演出，办短途巡演，努力经营自己的面包店和酒馆，学校或是筹款的义演也去，全国巡演倒是很久没做了。我所拿到的这张新专辑叫《三十四城记》，是乐队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原定于我接到骆延私信的三个星期后才会发布。应是骆延为了展示诚意，我提前收到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是很多忠实乐迷之外最幸福的人。
首次和柳警官见面，是在骆延自己经营的酒馆里。
当时，我被一些行文上的问题所困，便决定亲自去请教原作者。谁知那晚酒馆内山呼海啸，侧门内的展演空间里接纳了几乎所有意犹未尽的酒客，大家一直玩到接近凌晨两点才结束。我没待那么久，只是碍于当时的骆延抽不出身，带着稿子的我又来得仓促，中场休息时，收到骆延的微信后便打算下次再来，不愿坏了他们的兴致。正准备抽身离去，在角落里却看到一个不寻常的身影，这才知道原来柳警官今天下班早，是特意来探班的。
柳警官是一个很容易一会儿感到苦恼，一会儿因为阳光而兴致勃勃，一会儿又沉默寡言的人。这些年来的工作经验，从二十来岁的初出茅庐，到如今三十多马上奔四的少言寡语，时间，这把上了膛的枪，早已在她心里，在她的皮肤里，留下了黑色金属的印记。但，每当柳警官遇见不义，遇着忍无可忍的不公，柳警官依然选择披上警服，选择挺身而出。可一旦远离城市，远离每一个人群，脱下这衣服，她仍会躲在这由重工业主导的大厦底下，哪怕只是为了寻求一口没有任何意义加持的甜美空气，都是奢侈的。
总有些话不适合当面讲，只适合放在心里，或是写成文字，写成一封信件。相处得久了，我愈发感到，柳警官真应该出去走一走，起码找个山清水秀没什么人类的地方，把自己身上老旧又卷曲的铁锈拽下来。这世界并非非黑即白，这把精致的灰色宝剑，就好像许多年前，丹柏市第一钢铁厂的老旧建筑，被火药炸成了一把微尘。这荒诞的世界让她患上永远无法除去的病，电镀的肺和铁锈般的身体，也让她总是犹豫在这个世纪最豪华的药房门口。
因为我们总是想着使劲儿逃避现实。我们痛骂现在这个时代的不义，幻想着少干活多拿钱的不切实际，不齿于无良政客和战争的饥饿程度。我们总是期待着长辈们能够知晓，我们对上一代所谓的公理习俗一概不知，我们对敬酒顺序和鱼头的朝向同样恨之入骨。与此同时，年轻又莽撞的我们却不擅长通过生命中一系列的倒霉事，从而构建出我们自己也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被串上丝线，站在柏西区的炉水里，给这个即将要绝版的悲惨世界，给这个梦幻的二十一世纪，跳上一支酣畅淋漓的天鹅舞。
说来眼羡，这真是让我这个打光棍许多年的好不羡慕：柳警官和骆延的感情在这些年里从未出过什么大问题，障碍，甚至是消不掉的裂缝。在当下这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时代，这难得得像金子。这几年一直忙于骆延托付给我的工作，却也不悔于结交了骆延这个朋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骆延几乎从不过问我的进度，忙得忘了买晚饭，我便决定去酒馆，找那个认识的招待随意对付一口，还能得到优惠待遇。要是碰巧在某个上午去骆延的面包店，还能被投喂他们家的新口味。生活的滋润一度让人长出坏掉的记忆体——许多年前，骆延还是个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抑郁青年，这和现如今开朗的她大相径庭。
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课文里还说过愚公移山的故事。然而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这句话和这篇课文也应该做出些符合二十一世纪的解读，起码这句【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就得改改了。时代的风向标时刻改变，生育不再是当代年轻人的最优解。
很多人不喜欢性格内向的人。大部分的观点和主流思潮认为，这类人懦弱，不善言辞，讲话磨磨唧唧而且不堪大用。主流思潮之下，鲜少人注意到，造成性格内向的因素都是什么。不过，更多的人开始正色，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义务，去了解大街上任意一个性格内向的人的喜怒哀乐。在大篇幅的自说自话和侵犯领土中，这个本就没什么话语权的世界理所当然地被能说会道的少数群体控制，这群人通常是极端种族主义者，政客，吸血鬼，某领域的专家，只会念PPT的大学教授，黄牛，金融家，水硕毕业生，财阀，互联网高手，烟民，绿色环保组织头子，综艺主持人，中年男人，水课老师，新闻头条，娱乐公司，极端男权女权者，年方两岁的古城里的长发青年。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把这个世界揉搓成他们自以为喜欢的样子，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并还能由他们统一分配说话的权重和因说话而产生的税收，并以此作为大棒，控制那些依然还感到愤怒的人们。为了活下去，谁都不得不拿出至少一百万吨的信念。
又有谁生来就是个内向的人呢？是不是因为曾经被忽视了很多次才造成的？多少人又清楚地意识到内因的隐蔽性？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忽略了我们内心的真实感觉和情绪，以为只要依靠物质的一次次填充就能混过去。我们狂热地追求着工作地址和豁免权，不留余力地创新着最佳考试技巧，殚精竭虑地铺设朋友圈的精细度。许多年来，我们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奔赴一个又一个挤破头也要把鞋先扔进去的小屋子，却连怎么和自己的心对话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