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我后来又去看了周思昂几次，他的状态看着还是差不多，没有太大好转，也没有变得更糟。唯一肉眼可见地变化着的，是他的疤。

他手腕上的伤口渐渐愈合了，痕迹越来越浅，脸上的旧疤也淡了下去，他所谓的疤痕增生，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消失了。

我不相信什么医学奇迹，他声称自己是疤痕体质的言论不攻自破，我没有拆穿他，只是找唐女士确认了一下。

唐女士听我提起疤痕体，表情很惊讶，她说周思昂从小到大都是个皮猴，身上受过无数伤，从没见留过多深的疤，她无知的样子不像是装出来的，我于是明白了，“疤痕体”就是周思昂胡诌的借口，用来掩饰他不愿被我知晓的新伤。

我没有去质问他，这不是多么大不了的骗局，仅仅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想也能猜到，他过去那些怎么也好不全的伤口是谁的手笔，可惜杨舒晴还有半年就要毕业，我恐怕抓不到她的把柄，也不希望再有把柄可抓。

开学前几周，周思昂开始看心理医生，药物的干预让他的情绪反复无常，有时候我觉得，药物起了效果，有时候又觉得，他比以前更不稳定了。

唐女士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为他休学半年，搬去首都，带他去看一位国内很出名的心理医生，同时也能去华清美院一位名师底下的画室学习，等到12月份再回来参见联考。

我对她的决定有些意外，她的生意都在北江，离开大半年之久，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影响。我问她会不会放不下，她叹着气，眼角的纹路藏不住，她说：“我赚钱都是为了孩子，钱不是我的目的，他才是。”

看吧，人还是无法与一位母亲谈理智，在人类基因的刻写下，价值尺度永远都不可能抛却物质去度量，但在人生的天平上，“母爱”这块砝码的重量胜过一切，一旦放置，就轻易扭转局面。

周思昂启程前，我去医院看了他最后一次，他非要我带他去江边走一走。二月的北江依旧寒冷，霜雪未化，他又是病人，我怎么敢带他出门。

他罕见地闹起了脾气，不吃饭也不吃药，我和唐女士都拿他没辙，最终我还是妥协了，盯着他把自己裹成厚厚一团，才带着他出去。

江边是北江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夜晚尤其热闹，附近有一条步行街，是游客们青睐的打卡点。周思昂和我穿行在这条街，我们都捂得严实，几乎只露出口鼻，没有行人能记住我们，也没有熟人能认出我们，我们融在人群之中，就是无比寻常的两个人。

不会有人指着周思昂的鼻子大喊：“快看！那个人有艾滋病！”也不会有人知道，我是他的老师。

我们像往常一样，谈书本，谈电影，谈音乐，谈新闻，谈日新月异的时代，和时代的沉疴顽疾。我们偶尔停下了买根糖葫芦，买根烤肠，逛逛小店，观察观察行色匆匆的人们，时间过得很慢，我们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到步行街的尽头。

尽头冷却下来的人声和昏暗的路灯，都在提醒我们，该回去了。

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因此这一次的“再见”格外难说出口。

回医院的路上，我们沉默了一道，缄默不语没能化解什么，反而让情感更加蓬勃，气氛更加压抑。

直到我不得不走的时候，周思昂才开了口，他没有道别，他说：“许老师，华清离你的学校不远。”

我点头不语。

“你一定能考上，我也是。”那是他临别前的最后一句话，我的心有种异样的疼痛，比以往跳得都快。

我的胃病是旧疾，可我不明白，我的心又出了什么毛病。

我最终还是没有对他说再见。

6.

新学期开学，我住进了学校的员工宿舍，省下了租房的钱，手头宽裕了些，周末休息时我偶尔会买个车票去首都看教授，他嘴上骂我不知道节俭，脸上的表情却不会骗人。他很高兴，这让我觉得钱花的很值。

教授住在学校附近，那一片都是学校，周思昂想考的华清离得也不算太远，有几次陪教授散步路过那里，我忍不住多看几眼，他问我，是不是后悔当年没再努力学学，考个华清。

我摇摇头，跟他说，我的资质学到600分出头已经到顶了，华清铁定考不上，就是帮学生看看。他笑着问我是哪个学生，我也不遮掩，告诉他“您知道的那个”。

我有时候会想，周思昂会不会也经常在这边转悠，他的画室是不是在这附近，我们可能有机会偶遇吗？

他搬到首都之后，每周都会给我发他新画的画，我看不出他是什么风格，也无法进行专业的品鉴，只能给他一些很主观的评价和烂大街的鼓励。

我以为他会慢慢失去和我交流的兴趣，不过他还是频繁地联系着我，不发画的时候也有许多其他的话要说。吃排骨卡到了牙，不小心把颜料撒了，打篮球摔坏了膝盖，或是今天的云有些好看，诸如此类的琐碎小事，他总是保持着强烈的分享欲。

我没那么多能和他说的，乏味的工作因为他不在而变得更乏味了，备考的过程也枯燥无聊，父母整日催婚，每次回家都是不欢而散，我把生活过得很糟烂，但听见他过得不错的消息，我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

快到五一的时候，他打电话问我，之前欠下的许愿机会还做不做数。我说“当然”，问他想要什么。

他长长地“嗯”了一声，似乎在思考，然后对我说：“老师，您五一能来趟首都吗？”

我询问他原因，他秘而不语，只问我答不答应。我自然是答应了，毕竟我原本就许诺了教授过节去看他，去找周思昂也是顺便的事。

因为前段时间和父母吵架后陷入冷战，我星期四晚上一下班就走了，返程的票买的是周天的，打算三天都待在首都。我和周思昂约了周六上午在我学校门口见面，请他去吃我大学时期经常光顾的炭火涮羊肉。

教授当时在做一个有关情感交换的课题研究，我和他讨论到很晚才回宾馆，睡觉前查了一堆论文，想明天再拿着依据和他争论，我因此熬的太晚，第二天睡过了头。

我赶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晚了，周思昂站在校门口，旁边围了两个女生，表情欢快地与他交谈着什么。我好奇地凑近，一个女孩儿立刻拽了拽另一个，趴在她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而后两个人神色尴尬地跑开了。

我觉得奇怪，问周思昂：“她们为什么走了？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他答非所问道：“老师，您迟到了。”

“抱歉啊，起晚了，等会儿给你买冰淇淋。”我用了哄小孩的方法。

“许老师，我都十八了，早从幼儿园毕业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还不死心要反驳他：“周岁还没十八，法律上还是未成年吧。”

他突然附下身，和我对视上，一字一句道：“成年了，今天刚刚成年。”

我反应过来了，“你今天生日？”我不懂他为什么没提前告诉我。

他点点头，告诉我：“我不爱吃蛋糕，所以，您把今天当成一个普通的日子就好。”

其实我也不爱吃蛋糕，但十八岁和生命里的每一个年岁都不一样，是最值得纪念的。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表达这种仪式感，于是我把周思昂留在原地，嘱咐他在这等我，拔腿跑向了蛋糕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