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安抚好唐女士的情绪，告诉她会帮她盯着，让她去休息了一会儿。她整日心力交瘁，黑眼圈乌青乌青的，我恐怕周思昂还没好全，她就先倒下了。

下午两三点钟，阳光正好时，周思昂醒来了，他看见坐在病床边的我，涣散的瞳孔逐渐聚焦，扯着干裂的嘴唇，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

“许老师，你能笑笑吗？”他不但不叫“您”了，还要求起我来了，估计我的表情真的是太难看了，他见了也心烦。

我勉强挤出个笑，脸上的肌肉走势奇怪，笑的比哭的还难看，这种时候，我怎么还笑得出来。

我盯着他手腕上的绷带，问他：“怎么样，还疼吗？”

他慢慢支起身子，倚在床背上看我，苍白着一张脸，说：“您问的哪里啊？”

他又恢复了以往的尊称，反问我的样子也似从前，我看着他脸上淡了些许的伤疤，懵道：“不知道，你哪里疼我就问哪里，痛的话，你要说出来。”

“不痛的，”他的目光飘向窗台，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留下斑驳阴影，“没关系的，我都很好。”

我莫名觉得，他在我面前竖起了一道墙，我明明面对着他，却找不到他。我听不见他内心的声音了，这让我惶恐不安。

“周思昂，你愿意跟我说说，为什么会......”我停顿下来思考措辞，“会觉得活着不那么有趣了？”

“想问我为什么自杀吗？”我被他的直白吓坏了。

他抬头望着天花板，不知道在看些什么，许久，他又看向我，眼神幽深而空洞，他说：“老师，您会不会问一个人，为什么想要活着呢？”

我没有办法作答，也没有必要作答了，我明白了他想要说的话，对他来说，想要死亡和想要活着的道理一样简单，这就是他此刻最原始的欲求。

他醒来前，我在心里默默打了许多草稿，该如何宽慰他，如何劝解他，现在却因他的一句话功亏一篑，那些鸡汤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无能，不论是以老师的身份，试图拉回站在悬崖边的学生，还是一个普通人对另一个普通人的救援尝试，我都失败了。

巨大的愧疚感袭来，我快要承受不住了。一腔热血地来到教师的岗位，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好的少年走向破碎，我始终没能真正地吼出声，不会有更多人知道周思昂身上发生着什么，隐而不语，我几乎也成了帮凶。

我不希望周思昂看见我崩溃的神色，眼睛酸得厉害，我预感到自己可能要哭了，便用胳膊拄着膝盖，双手捂住了脸，毕竟在学生面前哭，实在是太丢脸了。

我尽量抑制着情绪，语气平稳地对他说抱歉，我对他陈述自己的过错，翻来覆去地说着“对不起”，连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别这样，”他焦急地伸出手，却在快要触碰到我时停下，我感知到他的动作，抬起头，红着眼直视他。

他的脸上露出了熟悉的小狗般的表情，可怜兮兮的，仿佛该道歉的是他自己。

“许老师，别对我抱歉，你这样，我会难过。”他的语气带着恳切，让我的内疚更加疯长。

我阻止不了他不幸的开端，也阻止不了不幸的蔓延，我还曾信誓旦旦地说要帮他，却连他向我发出的求救信号都没有接收到。

我终究是忍不住眼泪，任由它顺着我的脸颊留下，一滴滴落在手背。

周思昂无措地看着我，四处张望，似乎想要找到一张能用的纸巾，可这屋子里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我感到他的手在半空中停留了很久，犹豫地靠近又远离，最后还是轻轻抚上了我的眼角，为我擦拭了眼泪。

“别哭了，我错了，”他看着有些无奈，小心翼翼地安抚着我，话都不敢大声说，“我害怕了，不会有下一次了。”

我问他：“害怕什么了？”

他怔怔地看向自己的指腹，那里还残留着我眼泪的湿润，他笑着说：“妈妈哭，您也哭，我好像罪过太大了。”

“那不会有下一次，是真的吗？”我必须要确认他的后半句话。

他问：“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吗？”

我肯定：“当然。”

他又绕开话题：“我得了艾滋病，以后会有很多并发症，本来也活不长。”

我不管不顾：“你总得活着试试，科技发展这么快，你不能早早就放弃。”

他转到了一个更加无关的问题：“那......您也不要放弃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弃你？”我迷惑道。

“我看到过您的考研资料，”他忽然说出了我意想不到的话，“您要离开我了，对吗？”

4.

“离开”这个词在生活中总是运用在稀松平常的地方，走出一个房间，是离开了，走出一座城，也是离开了。

我始终认为“离开”在多数语境中都显得大而无当，我有时很难把它说出口，总觉得“我离开了”要比“我走了”郑重得多。

可能我就是有着矫情的职业病，喜欢咬文嚼字，周思昂口中的“离开”让我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十分残酷的事，我考研的理由很充分，离开他的理由却不充分。

我尝试着辩解，告诉他我只是选择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同他讲我会在他这一届高三毕业后离职，我想他可以理解我。

他果真懂事，甚至理解过了头，他问我，如果没有遇上他，没有插手他的事，我还会不会打算离职。

会不会呢？我也不清楚这个问题。

他或许不是一个特例，没有他，我可能也会遇见另一个深陷泥沼的学生，我还是会想要拉一把，还是控制不住感情用事，只是他让我更早地明白了，我眼里的世界是多么的泾渭分明。

学术的乌托邦虽是一叶障目，但至少我还能蒙蔽着，说服自己去寄希望于未来的改变。超人是不存在的，我得接受自己的无能与渺小，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领域，谋一份生计。

“并不是因为你，我们都只是努力生活的人，谁也没有压倒另一个人的重量，离职是我综合考量的决定，你不要往自己身上瞎想，好吗？”

我的话大概有了作用，他紧绷的表情放松了些，开始和我聊起别的话题。

他说他假期待在家里很无聊，除了写题就是画画，天空每天都阴沉沉的，搞得他心里不舒服。他有天散步碰见一只流浪狗，冻得奄奄一息，毛都脏兮兮一绺一绺的，送去宠物医院的路上还有微弱的喘息，到医院后不久就去了另一个世界。那时候他想着，要是自己能早一点捡到小狗，说不定真的能成为它生命里的救星。

可是没有那么多巧合的时机，任何事情都没有常态，生命一旦出现凋败的信号，迟来的援手也会成为阻力。

我听着，不知道他是在说那只小狗，还是在说别的什么，我不安地觉察到，他不仅是身体病了，连心都生病了。

大学时期，我短暂地学习过教育心理学，可理论与实践中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在真正需要学以致用的时候，我发现我跨不过那条深沟了。

那天临走前，周思昂问我，是不是要考首都的研究生，我回了他“是”，他没有立刻作出反应，却在我握上门把的一刻叫住了我。

“许老师，我想考到首都去。”

很久很久，我都没有听过他说“想”了。

他有了想做的事。

无解的命题中，我又看到了渺茫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