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初禾在衣柜的角落找到了那份合同，纸张已经泛黄，但碳素笔留下的字迹还可辨认。

我和她对了对各自知晓的事实，整理好手头仅有的证据，我和她做别，回了首都。

回去前，我去看了周思昂，我什么也没有说，带了一瓶酒过去，我知道他年纪小喝不了，自己全部喝掉了。走的时候起风了，我总觉得是他来了，心里不由多了些底气。

我梳理了几天行文思路，一篇微博写得跟论文一样谨慎，最终在和初禾反复敲定后，把编辑好的文案和图片一起发到了网上，我留了个心眼，用了小号，我怕我出师未捷，先给学校惹了麻烦。

微博发出的第二天，许多营销号闻到风声开始转载，热搜上的也比我想象中容易，恐怕杨舒晴的圈子里记恨她的也不在少数。

舆论发酵很快，我和初禾想藏也藏不住，身份背景都被扒了出来，我的副教授头衔引起热议，人们对我的过去很好奇，牵扯出许多无关紧要的小事，还好，还没人提到周思昂，也就不关乎我的底线。

意料之中，杨舒晴的经纪人联系了我，她给了我一个地址，说希望我能和他们谈谈，我告诉她：“我不是来给你们找麻烦的，我只想和杨舒晴当面对峙。”经纪人后来松口了，她说杨淑晴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尽快去见面。

我穿了一条样式很老的裙子，十多年前在北江七中教书时，我常穿这种类型的衣服，我是故意的，希望杨舒晴见到我时，能想到她的过去，和那些为了她的现在献祭掉的人们。

我见到她时，她正仰在躺椅上刷手机，一边看着，一边骂些不干不净的话，她发现我来了，立刻换上了伪善的表情，转身对我笑脸相迎。

“许老师，别来无恙。”她亲昵地握上我的手，我想甩开，却被她捏得很死，她松开时，我的手背上已经留下了红色的印记。

她为我倒了杯水，做出待客的样子，说：“您好像不是来叙旧的，那不如说说吧，想要什么？”

我也不藏着掖着，直白道：“想你道歉，然后退圈，愿意吗？”

她用手指轻敲着桌面，似乎在思考，过会儿，慢悠悠开口道：“老师，我还没玩儿够，换一个吧，给钱怎么样？大学老师赚的那点钱，也太寒酸了。”

“杨舒晴，我不是你的老师了，不必这么叫我，”我忍得有些难受，可惜又不会骂人，“还有，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而来的，钱在这件事里没有任何置换价值。”

杨舒晴斜着眼看我，语气轻佻地说：“哦，为了你的好学生啊，你还挺深情的，这么多年都没忘了他，看来他不算白死。”

“我不是为了他一个人来的，你做过的缺德事太多了，大概自己也记不清了。”

“缺？德？你来指责我，自己不觉得好笑吗？身为老师和学生暧昧不清，你又比我清高多少？”她句句直戳我的脊梁骨，不过我不生气，这远比我自我唾弃的想法温和得多。

我告诉她：“杨舒晴，我不想和你废话，法律已经定不了你的罪了，你只需要损失些名誉，这不算亏本生意，况且，你早就赚够了钱，不是吗？”

“可我能够全身而退，为什么一定要损失。”

我第一反应觉得她在嘴硬，但理智回归，我顿时冒出了冷汗。

“许笙，我在这个圈子混了五年，对于舆论，我比你要熟悉多了，”她将一旁的笔记本电脑打开，推到了我面前，“周思昂死了那么久，你不会还想他被拉出来鞭尸吧。”

电脑屏幕上是一篇完整的公关稿，侧重点在于添油加醋地讲述我和周思昂的“不伦之恋”，在她的讲述中，我是一位勾引学生的失职教师，周思昂是私生活混乱以至于得了艾滋病的问题少年，而她，作为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多次向校领导反应，最后导致我被开除，因此对她怀恨在心，故意造谣。

因为死无对证，所以故事可以被任意捏造，我有我的版本，她也有她的，谁也找不出反驳对方的证据，只是我和周思昂的事当年闹得人尽皆知，哪怕我知道我们并没有越轨行为，旁观者也未必认同。

在杨舒晴的故事面前，我几乎没有胜算，而我知道，唯一能够咬死她的就只剩下了初禾的那纸合同，如果她出了变数......

我的心跳陡然加速，强烈的不安感涌上。

“你派人去找初禾了，对吗？”

杨舒晴目光狡黠，睨笑道：“果然是知识分子呢，您真聪明，我要是周思昂，也会喜欢您的。”

她突如其来的礼貌令我作呕，我不愿意面对那个最坏的结果，可如果不能让活着的人过得更好，一切抗争都没有意义。

我问她：“你能给初禾多少钱？”

“五十万。”

我说：“不够。”

“那你觉得多少足够？”

“三百万。”我估算了大概的年息，说出了我认为足够初禾安度一生的数目。

杨舒晴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狰狞，她咬牙道：“当然可以。”

我站起身，打算离开，她叫住我，讽刺说：“还以为你多难处理，原来就这么点志气。”

“你高看我了，如果我真的有能力，当年就会把你送进监狱，而不是在这么多年后才敢与你谈判。”

我拉上我与她之间的那扇门，恍惚中觉得看到了十几年前在校长办公室被骂得一无是处的自己。许多年过去了，我换了城市生活，工资涨了几倍，眼角的细纹日益加深，但不变的是胳膊依旧拧不过大腿，我仍然是那个无能而胆怯的自己。

6.

初禾比我有骨气得多，她死活不愿意拿杨舒晴的钱，但我明白，我们已经走到末路，这是她能收到的最后的补偿。

我劝了她很久，她终于十分憋屈地收下了钱，我再回到首都时，她已经把我拉黑了，发给我的最后一条微信是：许老师，我相信您。

我又一次愧对了“老师”这一称谓，又一次让别人的信任变成了一个笑话。

杨舒晴遵守了我们的约定，没有让周思昂的姓名暴露在网络之上，这场闹剧最终以“私人恩怨”的理由收场，我被她的粉丝骂得退了网，没处骂我，他们便将矛头指向学校。

为了不连累我的学校，我辞了职，学院领导都是我曾经的老师，他们对我再三挽留，说学校会保护好我，让我不要怕。可我承受不住，我再也不能忍受任何一个人因我而背负骂名。

除了大学老师的身份，我还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因此我并不担忧生计，只是害怕家里人担心。纠结一个多月后，我向罗响提出了离婚，他同一研究领域的师妹在追求他，这事我早已察觉，他是一位责任意识很强的人，一直持拒绝态度。

一个自己爱的人远不如爱自己的人重要，他的师妹是比我更适合他的人，我不该再耽误他，他从没犯过任何错误，又是个很善良的人，值得拥有完整的幸福。

罗响最初是如何都不同意，我妈也骂我“脑子里都是扯淡的想法”，我无奈，用了很幼稚的方法，闹绝食进了医院。

罗响离开之前，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胃不好，记得按时吃药。”

我的婚姻就这样仓促地开始，又仓促地结束了，我没有觉得遗憾，但有种凄凉的感觉。我还是适合孤身一人，这样负罪感才会减轻，有人关心有人疼爱的日子，总归不像在赎罪，我不配拥有那样的人生。

辞去了工作，我在首都了无牵挂，于是带着我妈回了北江，我在北江买了套新房，就在周思昂家附近，江边的房价算是北江最高的了，但比起首都仍是便宜太多，我的积蓄足够，甚至没有贷款。

我基本是一只脚迈入老龄生活了，早睡早起，一日三餐，作息和饮食都规律，很长一段时间里，胃病都没再侵扰我。

没了工作，我有了大把的时间，开始搞起了文学创作，我的文笔应付简单的投稿还好，长篇大论地写起来多少有些吃力。没灵感的时候，我喜欢在江边闲逛，走过一些熟悉的小路，总会想起我爸，他在天上应该过的挺好，我每年都给他烧很多纸，足够他喝酒打牌了。

每周末，我会带着新写的稿子去找周思昂，我磨磨唧唧地和他描述我的构思，我脑海中的世界观还有我笔下和自己一样平庸懦弱的主角。不知道是不是周思昂在帮我，每次看完他回去，我就会灵感迸发。

如果生活能继续这样下去，也不算太差。

可悲的是，时间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些被它涂抹、隐藏的痕迹，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暴露它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