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个故事被记载于二十多年前的一本破书中。

1998年11月3日，早七点四十五分，丹柏市棉纺六厂的广播提早十五分钟响起。响起的不是运动员进行曲，不是生产通知，更不是眼保健操，而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带有金属质感的录音。

【全体职工请注意，全体职工请注意，请于今日上午九点前到各自车间集合，请于今日上午九点前到各自车间集合】

听见广播时，时年四十二岁的李桂英正在第三织造车间的更衣室内穿戴护具。她在这家有四十年历史的国营厂工作了二十一年。广播结束后，她身旁的女工们沉默着交换眼神，没有人说话，却有一种稠密的沉默开始弥漫。她们已预感到什么。三个月来，厂里的原料进得越来越少，成品仓库却越堆越满，上个月只发了百分之六十的工资，理由是【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

早上八点多，车间主任老陈站在生产线前。他手里拿着的并非生产表，而是一叠浅蓝色的纸。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张熟悉的脸——不少工人曾经都由他介绍而来，这些女工大多十八九岁就进厂，她们在震耳欲聋的织机声中度过了整个青春岁月。她们的听力普遍受损，右手中指第一节因常年接线而变形，腰肌劳损是普遍的职业病。

“根据丹柏市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棉纺六厂人员分流安置的实施意见》……”

老陈的声音干涩，“结合我厂实际生产经营状况，经研究决定，首批分流人员名单如下。”

他开始念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工号和入厂年份。有点像一台台发动机的缸号。

“王兰枝，工号03875，1978年入厂。”

“张美兰，工号04122，1979年入厂。”

“李桂英，工号03961，1977年入厂。”

名单很长。每念到一个名字，人群中就出现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捂住嘴，有人低头盯着自己磨破的鞋尖，有人抬头望着车间顶上那排蒙尘的日光灯，有人在默默吸烟。

李桂英没有动。她想起了1977年，当时二十一岁的她，拿着招工通知走进这个车间时的情景。那时，空气里飘着新棉花的清香，崭新的织机闪闪发光，老师傅拍着她的肩膀说，【姑娘，好好干】。二十一年弹指一挥间。

很快，名单就念完了。总共1543人。

“下岗职工，请到厂办领取《下岗职工证明》和《再就业培训登记表》。本月生活费将在下周发放，标准为……”

老陈念出数字。是去年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

没有人动怒，也没有人如往常般提问或不分场合地打趣。人群像一群粒子，缓慢又沉默地散开。李桂英走向自己的12号织机，她操作了十五年的老伙计。她习惯性拿起油壶，给导轨上了点儿油，用抹布擦拭那些熟悉的零部件。做完这些，她站直身体，解下头巾，叠好，放进工具柜，柜门上贴着已经发黄的生产标兵奖状，时间将其落款在1985年的三八妇女节。

走出车间时，她回头看了一眼。一如往常的阳光从高高的窗缝斜射进来，照亮了空中飞舞的棉絮。那些没有停机的织机还在运转，发出单调又永无止境的动静。但很多机位已经空了，像一匹缺了牙齿的老狼。

同样的场景，在丹柏市内的各个国营厂中，以不同的形式上演。

在丹钢，下岗通知是以工段为单位私下传达的。

这天早上，炼钢车间三工段工长老赵把手下的兄弟们叫到休息室，关上门，发了一圈最便宜的烟。

“哥几个，对不住了，”老赵声音沙哑，但一刀切中要害，“名单下来了，咱们段……留八个。”

没有人抽烟。一个三四十岁的炉前工突然站起来，又坐下，双手抱住头，晃来晃去。他是刘建国，老爹是第一代丹钢人，1962年丹钢投产时就在。他子承父业，干了十年炉前工，两只胳膊算下来总共被烫了七次。就算是庞大如山的锅炉，也没能把建国吓出一滴泪。

“老赵，我闺女刚上初中……”刘建国说了一半，忽然停住了。

“我知道，”老赵拍拍他的肩膀，“谁都难。厂里说了，买断工龄的话，一年工龄给四百二。你也能拿不少呢。”

刘建国在心里算了算，可能不够女儿上完高中。

在龙北制药，通知是在全厂大会上宣布的。

今天，礼堂里坐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像秦始皇的兵马俑似的。那些兵马俑刚出土时，一开始，浑身七彩，许多年后，只剩土灰色。

厂长念稿子时，台下异常安静，诡异的安静比哭声更让人心慌。坐在第六排的老技术员张德扶了扶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失去了焦点。64年药厂投产时，他是第一批技术骨干，参与了第一支青霉素的试制。三十四年过去，他今年五十八岁，还有两年退休，但似乎已经等不到那时候了。

散会后，张德没有立刻离开。他回到自己负责的实验室，把所有的烧杯，量筒，滴定管仔细清洗了一遍，擦干，放回玻璃柜。接着，他拿出标签纸，用他工整的技术字体重新书写了每一个容器的规格和用途，贴好。最后，他锁上实验室的门，把钥匙放在传达室。

“如果有人还需要用，”他对门卫说，“麻烦你转交一下。”

门卫是个老头。老人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他们都知道，这个【有人】可能永远不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