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丹柏市下岗职工数来到12.7万人，占全市城镇职工总数的31.4%。这个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同省其他城市。如果算上受影响的家庭成员，这场风暴波及的人口可能超过40万，几乎占当时丹柏市区人口的一半。
以棉纺二厂和六厂为代表的全系统几乎崩溃。丹柏纺织工业公司下属的七家主要企业，有五家全面停产，两家半停产。1.8万名纺织女工下岗，占该系统职工总数的72%。她们的年龄集中在35-48岁，平均工龄约20年，大部分只有初中文化，技能高度单一。
丹钢虽未完全停产，但产能压缩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炼焦，烧结等污染重且能耗高的车间整体关闭。下岗的8000多名职工中，男性占85%，年龄多在40-55岁之间。他们是丹柏工业化的基石，也是身体损伤最严重的群体，尘肺病，噪声聋，关节劳损的发病率极高。
龙北制药，江廊采油厂，冀华矿厂等配套企业也大规模裁员。这些企业的职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但面临的专业转换难度也更大。一个制药工程师很难忍住尿意去连开十五个小时的出租车，同样，一个采油厂的工程师也不知道如何动嘴皮子去卖七分裤。
下岗的浪潮还席卷了为之配套的机械厂，货运站，职工医院，厂办学校等机关单位。向阳小学的学生人数在一年内减少了三分之一，许多家庭搬走了，或者付不起杂费。1998年，丹柏市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28.7%，地方财政收入锐减两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12.4%，通胀率为3.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5.8%，百货商店第一次出现【返券促销】这种多年后司空见惯的模式。全市储蓄存款余额在第四季度罕见地出现负增长，人们开始动用存款维持生活。
市图书馆的社科阅览室突然坐满了人。他们不是来看书的，只是需要一个有暖气，可以免费坐一天的地方。儿童医院的儿科主任注意到，1998年冬天因【腹痛】或【厌食】就诊的学龄儿童明显增多，但各项检查中往往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这些孩子的腹痛可能是因为家里的饭桌上连续一个星期只有土豆和白菜，他们的厌食是在模仿其父母面对饭碗时的愁容。
再就业服务中心成为很多人除自杀以外的第一站。这个机构设在原劳动局大楼里，门口永远排着并非领鸡蛋的长队。大厅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培训广告：电脑操作，家政服务，汽摩维修，厨师面点，美容美发。课程大多为期一个月，免费，结业后【推荐就业】。
四十五岁的王兰枝选择了电脑班。教室里挤着三十多个同龄人，大部分是女工，还有几个和自己同在一个车间的熟人。讲台上，年轻的老师总是语速飞快，好像她那张嘴和那块舌头按秒收费似的。王兰枝的手指曾经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好一根断掉的纱线，能在完全的黑暗中摸出纱锭的瑕疵，但现在，她控制不了那个小小的，滑溜溜的鼠标。光标在屏幕上乱窜，像饥饿的兔子。那个东西看上去好像不属于这个国家。
旁边的座位上，原钢铁厂电工刘军正在练习打字。他粗壮的，布满老茧的，宽厚的手指按在键盘上，一次能按下三四个键。屏幕上跳出乱码时，他就沮丧地捶一下桌子。
“我以前能看懂变电站的电路图，”他低声对王兰枝发牢骚，“现在被这二十六个字母难住了。这真是人类发明的东西吗？”
一个月后，电脑班结业。三十个人里，真正找到与电脑相关工作的人数是零。
夜市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野蛮生长，最大的一处位于丹钢附近的一个广场。这里曾经是丹钢的堆料场。每当夜幕降临，上百个摊点如同蘑菇般冒出。卖的东西五花八门：旧衣服，翻版磁带，自制辣酱，修鞋补锅，占卜算命，儿童玩具，过期报纸，盗版碟片，花边杂志……
原钢铁厂钳工老周，在这里摆了个修理摊。他的招牌上写着【专修各种五金，家电，疑难杂症】。疑难杂症是什么？这里躺了一具具尸体：一把用了二十年的扳手，一套精度尚存的卡尺，几卷不同规格的铁丝和焊具。生意清淡，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广场对面，回忆钢铁厂曾经的轮廓，和中山公园里那尊巨人石像的样子。那建筑的外墙上，本应有他父亲参与雕刻的工人浮雕。
夜市里还有卖唱的。原制药厂文艺队的几个下岗职工，攒了个小乐队：一把手风琴，一把吉他，一个沙锤。他们唱很多东西，路人匆匆走过，偶有人往琴盒里扔几个硬币。一个晚上下来，人均收入不到五块钱。
棉纺六厂女工张美兰，经人介绍去干了陪酒。她今年三十八岁，下岗前是质量员。第一次走进灯红酒绿的KTV包厢时，她穿着最好的一套衣服——五年前买的米色西装，袖口已经被磨得发亮。客人让她唱歌，她只会唱那么几首，对流行歌毫无头绪。客人们哄笑，塞给她一百块钱小费。
她真的回家了。那一百块钱，她用来给儿子买了一双新球鞋。儿子在学校因为穿破旧的运动鞋被同学笑话了好几次。她告诉儿子，钱是【帮人做账】赚的。儿子信了，高兴地试鞋。张美兰转身去厨房洗碗，水流声中，她压抑地哭了五分钟。然后擦干脸，继续洗碗。
钢铁厂的下岗职工中有一些人，开始偷厂区里残余的废金属。这不是光彩的事，但来钱快。他们熟悉厂区的每一个角落，知道哪里还有未清理的铜排，不锈钢管，或是用废了的合金件，知道哪里能找到藏着最多老鼠的老鼠洞。深夜翻墙进入，用自制的工具切割好，再装在麻袋里背出来，卖给郊区的废品收购站，一次能赚几十到一百元，相当于一个月的生活费。
老唐，曾经是炼钢车间的安全员，抓过不少小偷。现在，他自己也成了小偷。第一次翻越厂区围墙时，他的腿在发抖。不是怕被抓，而是心理上的坎儿。小段，在南方的头三年，他睡过工地棚屋，卖过保险，倒过服装，最后机缘巧合进入刚起步的能源行业。他敏锐，肯吃苦，善于钻营，逐渐积累起人脉和资本。那把装在瓶里，被他带去南方的丹柏土，一直摆在他租住的出租屋窗台上。2006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他没有忘记1998年冬天离开丹柏时的那种屈辱。
在丹柏本地，一些下岗职工开始尝试真正的创业。棉纺六厂的五个女工，凑钱买了三台二手缝纫机，在秀兰家的阳台上成立了【姐妹窗帘加工店】。她们利用在厂里学到的缝纫和裁剪技术，接一些简单的窗帘和被套加工的活儿。第一单生意是给一家小饭店做八幅窗帘，赚了八十元。五人平分时，秀兰哭了。不是因为钱少，而是因为这是她们下岗后，第一次靠自己的手艺堂堂正正赚到的钱，它不叫下岗生活费，而叫【收入】。
小店艰难生存。她们白天干活，晚上秀兰的儿子帮她们记账和跑腿联系客户。男孩后来在一篇作文里写道：【妈妈的工厂死了，但妈妈和阿姨们在阳台上建起了新的车间。每天晚上，缝纫机的声音像心跳，告诉我生活还在继续】。
这篇怪异得让人暴跳如雷，恨不得让人想撕毁整个城市的作文，居然拿到了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的一等奖。颁奖那天，秀兰特意穿上了下岗后就再没穿过的工装，坐在礼堂最后一排。当听到儿子念到【缝纫机的声音像心跳】时，她捂住脸，泪水从指缝渗出，恨不得上台把那作文撕个粉碎。
桂英家曾算过一笔账。她下岗后，每月生活费248元，丈夫在运输公司的工资降至500元，合计748元。而固定支出包括女儿学杂费每月平摊100，房租80，水电煤气50，粮油蔬果至少300，还剩218，要应付医药，衣物，人情往来，以及女儿偶尔需要的参考书和文具。
“从今天起，早饭取消鸡蛋，中晚饭改成一荤无素或全素。”
李桂英犟起脖子宣布。女儿当时十岁，安静地点头。她很快就学会了从母亲买菜时的犹豫判断家中的经济状况，学会了把学校午餐里舍不得吃的肉丸带回家，并说【食堂打多了】。她开始编造【不喜欢穿新衣服】的谎言，其实她知道，那件穿了三年，袖口早已磨破的毛衣，已经是家里能负担的最好物件儿。
心理和精神上的塌陷紧随其后。建国开始酗酒。每天下午，他用下岗证去指定的商店买最便宜的白酒。凭证可以打九折。接着，他就坐在石化小区25栋楼下的花坛边，从黄昏喝到夜幕降临。他酒前酒后从不闹事，只是沉默地喝，眼睛盯着远处那片土地投射在空中的海市蜃楼。妻子不敢劝，只能让儿子去叫父亲回家吃饭。小刘那时十五岁，他走过去，不说话，只是站在父亲身边。建国有时会抬头看他，眼神浑浊。孩子那时在心里发誓要考上警察学校，要抓坏人。在他当时的认知里，一定有具体的坏人导致了父亲和身边许多叔叔阿姨的下岗。【坏人】把他们的工作抢走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撒谎】而受到惩罚。
棉纺厂双职工家庭王蝴和丈夫张卫海同时下岗。最初的几个月，他们还能互相安慰，一起琢磨做点儿小生意。连续失败后，争吵越来越多。吵的都是小事：谁多抽了一根烟，谁买菜多花了一块钱，谁对孩子说话声音太大，谁没把掉落的头发捡起来扔进垃圾袋里。
1999年春节前，张卫海偷偷卖掉了结婚时买的上海牌手表。那是他母亲留下的。用这笔钱，他买了车票，跟一个包工头去山西挖煤。临走时他对王蝴说，【等我赚了钱就回来】。王蝴知道煤矿的危险，但她没有阻拦。家里揭不开锅了。丈夫走后，她抱着那块装手表的空盒子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混着农药，王蝴煮了一锅饺子，和儿子一同分了吃。
————
————
这篇写得断断续续的文章最后，也用了一段没头没脑的话作为收尾。
【棉纺六厂的厂房后来被废弃了很多年，窗户破碎，野草从水泥裂缝中费劲地拱出来。孩子们把废弃厂房当作探险乐园，在空荡荡的车间里追逐，捡遗落的纱锭和梭芯当玩具。直到05年，这里被推平，兴建了一批商品房小区，广告牌上写着，“这里也是我们的家”，旁边配着几张模糊的，根本看不清男女的黑白照片。总之，就是一群工人走出某个地方的背影。照片旁的说明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后来的故事，但那群人看上去，只是很自信地就披上开线的工服，踏着今年的初雪，撕掉日历的这一页，背负上爱人和孩子的笑声，非常笃定地读起明天的命理运程。谁也不知道，自那以后，属于他们的时间，彻底被凝固在了1998年的那个最漫长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