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七年，我四十七岁。

第三次南巡，乾隆他们正月十二出发，预计五月初回京。

宫里一下子清净了大半，这段时间无事可忙，我常和鄂常在坐在正殿侧间闲谈度日。

某天闲聊的时候，我突然来了兴致，想整理一套自己的乐谱。

我找了几本厚皮子本子，这种本子成本高但防水耐磨，能保存许多年，正好适合用来留存曲谱，我也负担得起，便索性多用了几本。

我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勾勒乐器的样子，画古琴，再画出弹琴的手势动作，一页只画一音，配上手势图解。

鄂常在接触的乐器不多，我闲来无事便拨弄古琴弹给她听。

鄂常在反倒偏爱古筝，她未出阁时在家学过几支完整曲子，弹得柔和好听。

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日日凑在一块儿琢磨音律、整理曲谱。

她负责画乐器的大致轮廓，我再细细补上琴弦、纹路和弹奏点位。我从前积攒的几本歌词册子，也被她翻出来反复翻看，看得津津有味，时不时还和我讨论几句歌词出自哪里。

我们就这么慢悠悠打磨，花了整整两个多月，终于把十几首古琴曲全部整理成册。

古琴谱做完，我又开始整理月琴曲谱，一边画一边和她闲聊旧事。

那日，鄂常在忽然停下手里描画的笔抬眼看我脸色:“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

我说：“你说吧。”

她了一下我的双脚：“你怎么没有缠足？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宦人家，还是富商人家，有很多汉人女子都是缠足的，我也是见过的。”

我顿了顿，放下手中的画笔，跟她讲起:“老家那边，十之五六的女子都缠足，其实还要更多，只是我家住在码头边上，往来多是船娘，我见到缠足的反倒少了一点。家里的二表姐、远房堂姐妹，一半多都是缠了足的。我娘没缠过，带着我也没缠，就算我娘给我缠我也会反抗到底的，哪怕豁出性命。”

“我也见识过的，姨妈去请了缠足姨婆来，姨夫家境一般，姨妈便向我娘借了钱买把特制的小椅子。那时我被带着去和二表姐玩，那姨婆先用热水给二表姐泡脚，等脚泡软了，抹上明矾，这是防止溃烂感染的。”

“姨婆再把除了大脚趾之外的四根脚趾狠狠往脚心弯折，拿长长的裹脚布，从脚趾一路往脚踝死死缠紧，最后拿针线把布边缝死。这个时候二表姐就哭喊得不行了，我要上去救她，我娘拉着不许，最后给了我一个耳光。那耳光并不疼，但她绝不许我劝表姐不缠足，根本不许我朝外说不缠足这三个字。现在想起来当时我阿娘蛮有压力的，只是她很少因为这事骂我。

之后那姨婆隔两三天就来，用些工具处理脚上烂掉的皮肉，再重新缠，一次比一次勒得紧。有的人为了裹出好看的脚型，甚至硬生生把脚趾骨头掰断。那份苦楚，实在太苦了。”

我想起从前酒楼坊里见过的人:“就连有些舞娘，也要缠了脚登台跳舞。我认得两个，其中一个似乎叫小月娘，日日熬着脚痛，疼到极致的时候拿头去撞墙。坊主舍不得花钱买止痛的药材给她用，我看不过去，私下买了白芷和乌头给她送过去。后来我入宫，就再也没有听过她的下落，不知道最后是死是活。”

这些都是我年少亲眼见过的苦难，平日里不愿意回想，此刻一桩桩说出来，感慨了一番。

鄂常在转移了话题，她一直很好奇，我怎么会好几样乐器。

我便和她说起小时候的经历。

“我十岁那年就学起古琴了，后来跟着家人搬到苏州居住，我阿爹和舅舅在当地开了酒楼，店里常年有不少歌女舞娘来卖艺。我日日看着她们弹唱演奏，耳濡目染，渐渐的月琴就学了起来。”

说着说着，我忍不住和她念叨起那些底层女子的不易。

“酒楼里的歌女舞娘，大多都是命苦之人。有些是家道中落、欠债累累，为了养活老母幼弟，只能靠着年少时学的技艺出来讨生活。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位易娘子便是如此。

她父亲早逝，原本家里有果脯铺子，结果被店里掌柜暗中转移生意，她们母女两个妇道人家不懂经商，最后店铺倒闭，家中负债累累。易娘子凭着月琴出来卖艺谋生，好在她还是自由身，不用受制于人。”

除了易娘子，我还和她说起一位柳姨娘。

“我只知道她姓柳，她生了两个女儿，原本是一位商人的妾室，后来家中拮据，养不起多余的人了，她又舍不得女儿死活不肯走，家里便让她出来唱曲卖艺补贴家用。柳姨娘是个能干的人，家务打理得干干净净，会算账，曲子唱得好听，样样拿得出手。她家里还算好，两个女儿都养大了，大太太和老爷也算得上好相处的了。”

最苦的是那些没有自由身的小姑娘。

“很多女孩子小小年纪就被卖到歌舞坊做学徒，日日被打骂，天不亮就起来练舞练唱，没有半点孩童该有的玩乐日子。十一二岁就要正式出来接活卖艺。

我从前见过两个一起长大的女孩，一个叫王贞云，一个叫张睡娘。

王贞云是家里孩子太多，爹娘索性早早把她送进坊里做学徒，一分卖身钱都没要，只求坊里能给她一口饭吃。张睡娘更可怜，是幼时被人拐卖来的，自记事起就在坊里挨打受累，从未过过一天安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