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儿稍微说些以前的事情，这是发生在大约六年前的事了吧。

丝村离中京并不算太远，它位于中京以南，大约半月的路程。

丝村因善制丝绸而闻名，其绸柔韧且艳丽，曾是西乌各商队争相抢购的宠儿，就连边棠皇室所用之绸缎，也有半数出自此村。

但是自去年摄政大将军施行“禁通商令”后，丝村一落千丈。丝绸商们因战争和锁国政策走向没落，相继倒台。曾经的富庶和繁华一去不回，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堆积在仓库中渐生虫巢的丝缎和日益破败的村落。

老村长阿俞为此日思夜忧。

这天，他一大早便收拾起行装，骑上骡子，扛着全村最为华丽的丝缎，准备去中京寻找新的买家和机会。

夜以继日赶了十天的路，终于在午时烈日高挂时，牵着疲惫不堪的骡子踏进了城门。

刚一进城，还未来得及找一处歇脚的地方，便见一队高头大马井然有序的从城外信步走来。街上的人们慌忙避让，“摄政大将军！”路边的百姓纷纷跪地。

正当阿俞准备牵着骡子走向街边的房檐下时，谁知那骡子突然耍起了倔，不管阿俞如何拉扯缰绳，它都梗着脖子，撂起那瘦弱的蹄子，硬是往路中间磨蹭。

摄政大将军的马队，因此被一只驮着丝缎的骡子，拦在了大街中央。阿俞吓得趴在地上，丝毫不敢抬起头。

摄政大将军见状跳下马来，也并未显现出恼怒的神色，只是吩咐身后的侍从拿出了一两黄金的金锭递给阿俞。阿俞看着手中的黄金，受宠若惊，刚准备说出感激的话时，就见大将军猛然提刀，将那绮丽鲜艳的丝缎砍了个粉碎。

那绚丽的色彩在正午的璀璨日光照耀下，翻飞零落，坠在灰黄的沙土上，细丝还微带牵连，却怎么也拼凑不成遮天的艳丽了。

阿俞惊恐的盯着那凌乱的线头被微风吹起的灰沙遮盖，一时竟不知该作何反应。摄政大将军收起刀，转头用客气的语气对阿俞说道：“老人家上天赏赐的土地请好好利用，种些小麦稻子之类的有用之物吧。不要浪费在这种华而不实、奢靡无用的东西上了。”说完，转身上马而去。

阿俞看着远去的摄政大将军长靴上那金丝所反射出的刺眼光芒，只觉那光晃得他闭上了酸涩的眼，说不上是为何而流的泪水从眼角滴落，沉甸甸的破碎在了丝缎的碎片之上，透过那些鲜艳，没入了土中。

原来，人的一生，可以如此轻易地被否定。

靠着这些“无用”的丝缎所养育出的一百多名被征兵送往战场的丝村战士们，带着绑在刀剑上的自家父母织就的丝缎，再也没能回到父母的身边。而这份骄傲，在统领着十万大军的将领眼里，怕也是轻贱卑微的吧。

碎布带着飘扬的丝线，被路过的马蹄践踏摧残，不多时，便看不清本来的样貌了。而阿俞只觉得自己和全村的尊严，一如那马蹄下的灰尘。

这一次，他用了一个月才回到村里。

“怎么样？怎么样？”

“咱们那丝缎可有人看上？”

......

全村的人们远远地看到阿俞，便纷纷围上来，七嘴八舌的问个不停。

阿俞展开前所未见的笑颜，爽朗地说道“啊，没想到，咱们的丝缎竟然被摄政大将军买了去哩！还给了一两黄金呢！黄金！”他拿出金锭，可自己却不敢看向手中耀眼的明黄。他只是一味地对着村民们笑着。

“不过现在中京的情势也不太好呢，丝绸什么的都很难卖的，咱们想想办法种种小麦稻子什么的吧，也是要有口饭吃的。”阿俞如此说道。

三年后，一场全国性的蝗灾蔓延至了丝村，使得本就因土地适应性的原因而产粮量不足的丝村更加艰难。

除此之外，边棠的税收政策也一年比一年繁重。所谓免税仅仅是免除了一些地方的户籍税，这也并非出于朝廷爱民的仁慈之心，更多的是由于多年以来战争的影响，导致许多人流亡异乡，户籍的混乱使得户籍税的征收愈发困难而已。

户部因此，将视线转向了土地税上。眼下的税率，比起十年前的建帝时期更是增加了五倍有余。在此之上，朝廷还推行了许多其他的苛捐杂税，青苗税就是个例子。在庄稼还只是青苗时，便要缴纳每亩十文的租税，蝗灾过后，财政愈发艰难的朝廷，更是将青苗税提高到了每亩三十文。

丝村的百姓，苦不堪言。

“也许，是我的主意害了村民。”阿俞如此想着。

“不，是摄政大将军！”阿俞独自一人回想着那日灰尘中的艳丽。

又过了三年，身在户部的钱金收到了边棠农业的最新报告，中京以西的城市，均受西北方河流上游的淀川疫病影响，导致大规模村民死亡，而受其影响最为严重的丝村，已沦为一座荒村。

老阿俞恐怕也已随着村子的凋零，死了吧。

而这场疫病的源头——淀川，本是被称为“边棠粮仓”的一个产粮大郡，当地的士绅豪族也曾有人在京中做官，其中淀川左家更是因为向军队提供过巨额钱粮而被时任大将军的黄义所器重，特请册封为伯爵，颇受重视。

自七藩之乱后，逐渐在混乱中得势的当地豪族开始蛮横的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沦为佃户，甚至无家可归沦为流民。

这种状况在近些年愈演愈烈，而左家由于是受摄政大将军的庇护也越发嚣张。摄政大将军近些年的免税政策与其说是爱民，倒不如说是饱了豪族的口袋。

佃农们的日子更加艰苦，流民与日俱增。直到三年前，蝗灾严重影响了淀川，更多的佃户沦为流民，而流民饿死街头者每日按千递增。朝廷发放的赈灾款粮也多喂进了左家的胃里。

几个月后，流民的尸体出现在河滩上，随水漂流的除了那已腐烂的尸身外，还有疫病的种子。

农民无地可种，商人无货可贩，流民无家可归。

边棠在“萧安之乱”前还保持着一亿两白银的收入和三千三百万的人口，而到了今天，仅剩下一千多万两白银和两千一百万人。人均收入直线减少，极度的贫困成为问题，饿死者不计其数。

朝廷为此挠破了头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如此看来，边棠的整体情况比钱金预想的严重的多。身在中京的她，从不曾预料过边远地区发生的惨剧。

人们竟如此卑微、辛苦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