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的地方不是什么正经会议室，就是驻村工作队住的那处旧院。这院子原本破败得快要塌了，工作队来了后，嫌住在村里人家不便，便带着村里几个手脚利落的，一起和泥、夯土、上梁，硬是把这破屋修缮得焕然一新。

墙是新抹的黄泥，平整光亮；屋顶新铺的茅草，厚实整齐。虽比不上城里那贵死人的水泥房，在这西马村，却已是数一数二的齐整好看。

当时房子盖好，工作队看着这过于体面的新家，吓得不敢住。村里人也觉得让官家人住这泥坯房太过怠慢，两方诚惶诚恐地推让了好几次，最后才折中成了如今的模样。既是工作队的住处，也是村里议事的公共场所。

五妹推开虚掩的院门，其她人已到了七七八八，各自在条凳上坐了。几张高低不平的旧桌子拼在一起，权当会议桌。

“我迟了吗？”五妹问了一句。

“没呢，大家也都刚来。”有人笑着应和。

五妹应了一声，寻了个空位坐下。她伸手按了按身前的桌角和屁股下的条凳。桌子的四条腿，有一条短了一截，下面垫着一块扁平光滑的青石。那是五妹前几天从河边精心挑来，又用碎砖细细磨平的。

条凳是榫卯结构，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淘换来的旧东西，人一坐上去就微微摇晃，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她刚坐稳，邓鸣惊——工作队的负责人，五妹叫她邓姐——便拍了拍手，宣布会议开始。今天的议题是商议如何组织村里人，利用农闲时间集体编织，再由工作队统一联系销路，换来的钱按劳分配。

五妹听着，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被叫来开会时，吓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邓姐说的话一句都没听进去。可几次下来，她发现邓姐讲的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大道理，都是村里实实在在的事。

谁家地界不清了，哪片水渠该修了，怎么才能多挣几个铜板贴补家用……这些话，都是五妹熟悉的生活。

她慢慢抬起头，开始细心听，偶尔，当讨论到某件她亲身经历过、或者看在眼里的事情时，她心里会鼓起一点勇气，试着磕磕巴巴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工作队的工作不止这些，教导农事更是重中之重。推广周国的高产良种，传授科学的种地方法。如今，这些农事要领被编著成书，由工作队分教给大家。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以往的种田经验多是各自摸索，有时不懂还需向村里的老手讨教。

这场会议结束，五妹和同伴们道别，往家走的路上，脑子里还在琢磨着刚才会上讨论的细节。

院子里，邓鸣惊慢慢收拾着简陋的会场，将歪斜的桌凳归位。她看着五妹和其她人离去时那不再佝偻的背影，心中感慨万千。

邓鸣惊。这个名字，是她那读过几年书的母亲给取的，据说源自某个典故，寓意着“不平则鸣，一鸣惊人”。她也是长大后才慢慢体会到这个名字里蕴含着那未曾宣之于口的期望。

自周国掌控燕回以来，改名仿佛成了一股新风潮。

扫盲班让人们认识了文字的力量，不再满足于“招娣”、“大丫”、“三妞”这类名字。而周国官方，似乎也隐隐推崇一种更具力量感，更指向智慧与勇气的命名风格。

当然，这或许并非周国独有，而是人类心底共有的向往。一旦掌握了命名权，就会向往更美好的意象。

她见过形形色色的改名者。有人只改姓，随了母姓；有人姓名全换，焕然一新；甚至还有人直接去掉了姓氏，只留下一个意蕴深长的名。

比如当时邓鸣惊办理身份卡排在她前面的那名女子就不要姓，只给自己取了个单名，她说她的“母亲”不过是把她当牲口卖的伢人。于是连名带姓全换掉，恨不得将过往彻底斩断。

一年前的邓鸣惊，还不姓邓。她投靠叔父家，自然随了父姓。那时母父皆已不在。

可最终，在填写新身份凭证时，她还是选择了“邓”这个姓氏。记忆里母亲的面容早已模糊，但那些零星的、温暖的片段却留在心底。

选择“邓”，可能是一次母子之间的信任吧。

现在，她合上记录本，目光扫过略显简陋的会议室。她想起当初自己接到任务，要在西马村发展时内心的茫然。周国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她曾苦苦思索。

直到她下意识地选择了五妹。

这个姑娘，她没有丈夫，没有父兄，在村里是近乎透明的存在，承受着最无声的剥削。却也因此，尚未被那套规矩完全驯化。她的眼神深处，还残留着一丝对自身处境的本能不甘。

当邓鸣惊向五妹伸手的那一刻，她明白了，她找到了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