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璐不能要爸妈的钱，她知道妈妈生病吃药是一笔大开销，有医保但不全部报销，个人得负担一部分，何况有些药并不在医保范围内。何璐不能像张启那样什么也不想地活在自在中，现实逼着她必须考虑经济问题，微微及时提供的培训部上课课时费，可能对张启来说是锦上添花，对何璐多少有些雪中送炭的意义。

微微是明白何璐处境的，因为她比谁都明白这个社会对农村小镇和县城出来的女孩，想要在大城市立足有多残酷。她从十八岁努力从父母那儿争取来上大学的机会开始，就没有想过再回到老家，留在大城市的想法是种在了微微心里的。年轻时没想过靠父母，是因为父母靠不上，但是天真的她想过靠男人，后来和“帅哥”的事情证明微微根本不是那种愿意全靠男人的女孩，男人可以有，但是决定权和自主权须得抓在自己手里，靠自己获得想要的生活，后来和李儒佳一起创业办培训学校，期间的艰辛他们甘之如饴，自己主宰着生活的感觉太好了。

微微知道，何璐是有比她好的文学天赋，张启是有比她好的学术天赋，但是，经济是一切文学活动的基础，她让何璐张启来上课，是想让这两个知识分子朋友过的体面一些，谁说知识分子就该穷酸？经济上宽裕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才能更从容更纯粹地教授知识研究学问创作作品？既然自己已经是“俗人”一个，在挣钱的道路上停不下来，那就尽可能地让她们俩有更好的保障。

李儒佳一开始对何璐和张启一节课150块的课时费有些意见，觉得完全可以在师范大学找在读研究生，以西京城培训机构的课时标准，一节课60块钱，争相竞争上岗的优秀研究生多的是，根本不必花冤枉钱，微微坚决不同意，她的理由是何璐和张启的专业能力值这些课时费，她们的教学经验和价值观念是在读研究生无法比及的，李儒佳颇有些无奈地说：“咱就是个艺考培训么，要什么价值观念的输入呢。”微微据理力争道：“培训学校也是学校，是学校教书育人的教育根本不能丢。”拗不过辩不过微微的李儒佳只能同意。

这高昂的课时费确实解了何璐的生活窘迫。周末去培训部上两天课，一个月就有小一万块钱的收入，这一笔额外收入，让何璐很踏实，她不敢乱花这钱，哪怕是发表论文这么重要的事情，她也没有花这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妈妈生病住院，她在西京城买房子，都是这些钱给了她支撑，何璐明白，这也是来自微微的支撑。

这几年的工作、生活以及各种猝不及防的变故，让何璐越来越认识到，微微的帮助是那么地可贵，她心理也明白，现在微微提出来让她来培训部帮着管理事务，也是想给处于无业状态的何璐一份支持。

辞职后，何璐心里不是没有慌过。虽然她每天规律地安排自己的创作，但是写作这个事情，本身不可能短时间实现经济价值转化，甚至有些人写一辈子也没有能实现靠写作养活自己的理想，这是一项不能有太多功利想法的精神活动，精神的愉悦是带给写作者最大的回报。精神满足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生计问题。

没有工作单位，基本的五险一金谁来交？医保社保这些没有的话，以后养老或者生病就只能“自负盈亏”，那将可能是一笔她根本负担不起的数额。这个问题在何璐辞职的时候，爸爸给她讲过严重性，也劝过她要慎重，毕竟社会身份对普通人很重要，何璐还是坚决辞掉了工作，后来偶尔也会觉得自己当时有些草率了。微微给何璐说可以像她和李儒佳一样，自己交社保，交够年限到时候也可以领退休金，还可以买大病保险和小险种，完全够用。

微微和李儒佳这样的方式完全可行，甚至她们不交不买的情况下也是有能力“自负盈亏”，他们不能说已经财富自由，但是经济小康早已达到，用微微的话说是不用再为钱发愁了。

可漂泊着的何璐不行。

去微微培训部专职管理事务，好像是何璐当下解决生计以维持写作的最佳选择。但是，在杨光军看来，或许还有另一条更可行的路。

杨光军已经在新单位扎下来。